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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贝尔奖评委直言中国作品完全有资格拿奖就缺好翻译

中华读书网

  有人说,马悦然是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推力,因为他是瑞典文学院18个院士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人。在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前夕,记者在瑞典文学院对这位80岁的汉学家进行了专访。后来获知,我们可能是近20年来第一个在瑞典采访他的中国大陆记者。

  被认为是汉学权威

  20世纪40年代,马悦然追随欧洲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习中国古典音韵学、先秦文学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及《庄子》等,随后赴中国四川考察方言。在那里认识了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妻子程宁祖。“瑞典东亚博物馆早些时候订了很多中文期刊。一般都是宁祖看了后推荐给我看!当然,她也爱好文学,而且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。”马悦然在采访中对我们说。

  因为妻子程宁祖的关系,马悦然至今在中国菜中偏爱川菜,说话间更是会经常蹦出几句四川话,令人忍俊不已。

  50年代,马悦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中国语言学博士学位,此后至90年代,先后在英国、澳大利亚、瑞典等地从事中国语言、文学教学工作。60年代,马悦然任“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学会董事会”主席;70年代任瑞典皇家文学、历史、博古学院副主席;80年代两度出任“欧洲中国研究协会”主席。马悦然翻译过大量的中文文学作品,在海外被公认为是汉学权威。

  “我刚去了山西”

  听说近来马悦然每每见到中国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我刚去了山西……”于是,记者的采访就从他的山西之行开始。今年8月,马悦然去了阔别11年之久的中国。到了北京、山西和四川。

  “北京变化实在太大了!我以前住的史家胡同都拆了一半了!”马悦然说。

  和北京相比,马悦然显然更愿意谈山西。“我很早就想去山西。想去看看李锐笔下的吕梁山农村到底是什么样。”马悦然说,他去了山西作家李锐当年插队的村子,住了3天。“我请全村人打了牙祭!”马悦然笑道。他很有兴致地向记者描述村里人“烹羊宰牛”的情景。“我原以为那里很穷,结果发现大家过得挺好的。窑洞特别漂亮!”

  中国文学缺少好翻译

  “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,难道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真落后于世界么?”一个也许被全中国人关心的问题,自然而然在采访中被记者提出。

  “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,但好的翻译太少了!”马悦然说。

  马悦然很认真地说,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、诗人,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。但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。

  马悦然举例说,巴金的《家.春.秋》的英译本,对话部分翻得还可以,但很多叙事部分因为译者觉得烦琐竟被大量删除。“很多译者本身对文学或翻译作品并不感兴趣,把翻译书简单地当成一个‘活’,自然容易偷工减料。”他说,他自己在翻译中文作品时一般要看三遍,才动笔。“等到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,你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,四川话就是‘拍子’,这时我才开始翻译。”

  “我是学古代汉语和方言出身的,翻译是业余。我1946年开始学习中文,第二年开始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。60年代,我开始翻译现当代作品,至今已有40多部。”马悦然说,他认为应该让更多地喜欢中国文学的“非专业翻译”的外国人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他们的母语。这样,中国文学才能走向世界。他说,外文出版社应该在这方面再多下点工夫。

  “沈从文最接近诺贝尔奖”

  马悦然否认了中国传言甚广的鲁迅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传闻。他说,中国的早期文学巨豪鲁迅和诗人闻一多,如果当年能有好的翻译作品,是不难得到诺贝尔奖的。“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《彷徨》、《呐喊》,鲁迅早就得奖了。”马悦然说,“但鲁迅的作品只到30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,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,已经是70年代了,鲁迅已不在人世。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。”

  马悦然说,他曾在瑞典驻华使馆当过文化专员,和老舍、巴金都有交往。老舍的作品他看过多部,“《二马》非常有幽默感!”,“巴金来过我家,我招待他和鲁迅的儿子喝我自酿的绍兴酒!”马悦然谈起中国文学的这些大家显然如数家珍。“中国文坛还有很多美女,”马悦然说,“比如冰心,她年轻时很漂亮啊!杨绛也很美,东西写得真好!她老公钱钟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!”

  “但在那么多中国作家中,其实沈从文是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。如果他能再晚几年去世,一定会成为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。”

  谈到沈从文,马悦然显得有些惆怅。他说,美国人很早就翻译了沈从文的《边城》,但翻译得不全。后来自己翻译了沈从文大量的作品,瑞典文学院的同事们都比较喜欢。沈从文1987年和1988年两次被提名。“1988年我突然听到有人告诉我说,沈从文去世了!我打电话证实这一消息后,遗憾了很久。从当年同事们的评论来说,他是很有希望得奖的。”

  作家要写出自己特色

  当记者问到,在未来一二十年里,中国是否会有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时,马悦然停顿了片刻,没有直接回答问题。随后则说:“在当代作家中,我特别喜欢山西作家李锐。因为李锐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写法,他的语言是中国其他作家中没有的。”他解释说,李锐在吕梁山插队期间,学会了大量当地的方言,并成功地把这些最有生活原汁原味的语言运用到了小说中。

  在当代作家中,除李锐外,马悦然翻译过王安忆、莫言、韩少功等人的作品。他说,莫言的作品其实非常不错,“要是简洁一点,就完美了。”

  “您是否看过李敖的作品?”记者突然问道。

  马悦然再次停顿沉思。一会儿用手比划了一下说:“他寄给我那么多书!但我一本都没看过。因为要看的太多,顾不过来。另外,我看书习惯自己挑。”

  谈到中国文学的未来,马悦然说,中国现在宽松的环境与气候非常有利于作家的成长。他说,他希望中国喜欢文学的年轻人要写自己喜欢的东西,“写真话”;要勇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,“绝不要故意去学某个大家!”当记者问到他对中国大陆最近出现的“美女作家”和“身体写作”现象的看法时,他坦言说自己没有看过。“不过,最重要的不是风格和流派,只要它是好的作品,有文学价值,这就行了。”

  “那您认为中国人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呢?”

  “不要太看重!”马悦然直截了当地说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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